2014年6月24日《新闻1+1》播出节目《杨六斤：从弃儿到“宠儿”！》，广西14岁男孩杨六斤，一人艰难生活6年，吃草一样的野菜。报道后，六斤被接到深圳免费读书，捐款达500多万元。24日，亲属将六斤接回家。堂哥杨取林表示，六斤要回原校考试，以后去留完全尊重六斤意愿，决不乱用捐款。（6月25日央视网）

当杨六斤变身“杨百万”之后，过去的“弃儿”，如今变成了“宠儿”，引发多方“争抢”。当然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大家争抢的是杨六斤，而不是“杨百万”，均有着一个善意的初衷。比如，深圳“抢走”杨六斤，是为了给他提供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；当地政府“抢回”杨六斤，是为了对他实施更好的公共救助，以此弥补过去的缺位。事实上，杨六斤的去留不是问题，500万捐款如何处置，也不是问题。

当务之急，是杨六斤没有监护人的问题，有了监护人，一切问题将会迎刃而解。应该说，媒体纠偏很及时，杨六斤并非是“孤儿”，而是“弃儿”。尽管父亲早逝，养育他的爷爷奶奶先后去世，但其改嫁的母亲，实际上是他唯一的监护人。然而，现实情况却是，过去多年，母亲抛弃了他，没有尽到监护之责。即便是现在，母亲仍表示无力管杨六斤，言下之意，是继续放弃监护责任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在我国，未成年人的监护与亲权是合为一体的，监护是亲权的自然延伸。

不可否认，家庭应该是未成年人的避风港，是孩子们安顿身心的“温床”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近年来，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，折射出了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、特别是监护监督等方面，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。事实表明，父母法律责任越小，孩子生存风险越大。如果不能强行按下个别父母藐视法律的头颅，那么对未成年人不当教育、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可能会层出不穷。因此，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，显得尤为迫切。具体到杨六斤身上，改嫁之后的母亲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均将对他弃之不顾，已经主动放弃了监护人的身份和责任。

然而，孩子固然是家庭的，但更是国家的。当家庭监护这个功能失灵的时候，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应挺身而出，建立起村委会、行政、司法等三位一体的监护体系，彰显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。因此，针对杨六斤事件，首先应撤销其母亲监护人资格，实现监护权的转移，对其进行合理安置；同时，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，建立安置、监护、教育等长效机制。（张西流）